愛因斯坦曾說過：“想象力比知識更重要。”對于科學家如此，對于哲學家更其如此。
西方思想的構成離不開具體而微的推演，實驗證明了的是定理，本然存在的是公理，有待證明的是假說。但東方的哲學家沒有實驗室，他們善用歸納之法直抵靈府。邏輯的演繹法和感悟的歸納法成為西方和東方思維的兩條大河，從遠古流到今天。
若要繼續(xù)探尋東西方哲學思想的異同，不妨問道西方理性主義的鼻祖笛卡爾和中國的心學祭尊王陽明。
“我思故我在”，是笛卡爾最富詩意的理性箴言。笛卡爾以為理性與生俱來，思則有之，此則與王陽明有相通之處。笛卡爾認為人生來便固有天賦觀念，一定要用理性思考，才能發(fā)現(xiàn)他們的存在。笛卡爾將其分為懷疑、分類、秩序的思考、全面審查四個步驟，并不厭其煩的在能量守恒、解析幾何、生理學、天體物理學諸方面觀察、實驗和探索，于上述諸領域，厥有大成。這與《大學》中“博學之，審問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篤行之”的高論不謀而合，只是二千五百年前中國人的認識方法，僅止于內(nèi)心，而不付諸實驗，而笛卡爾是必須于實驗之中證實后，始信其真實存在的。
“吾性自足，不假外求”，是王陽明龍場悟道，歸于本心的人生感悟。心靈是宇宙本體的存在，心外無物、心外無理甚至心外無天。然而這頓悟的來源不是空穴生風，需要不斷地“功夫”作為積養(yǎng)，才可以達到這樣的極境。從“混沌”中放出光明，這是東方感悟歸納法哲思的微妙法門。
和笛卡爾邂逅之處是：笛卡爾把心靈看成有限的，把神看成無限的，而王陽明則以為“不假外求”。在此，笛卡爾并不以為神是個“必然的存在者”。笛卡爾的上帝是經(jīng)過改造的，是無法離開天賦獨自行事的理性之橋梁。笛卡爾曾作如是說，因為科學的分析與綜合，要用一種工具來進行，這就是理性所固有的天賦觀念。王陽明則以“吾性”已然自足完滿，不需他山之石以攻玉。王陽明的心靈除去宇宙萬類一體之外，別無他物。
笛卡爾的一切“實驗”是客觀的科學方法，而王陽明的所有“功夫”則是內(nèi)心的修煉方法，他與笛卡爾同樣以為“良知是造化的精靈”，只是笛卡爾要通過一步步的理性的“格物”，王陽明則首先得“靈明”地“致知”。這是王陽明與笛卡爾雖起點一致而趨舍異路的根本區(qū)別。
有趣的是，笛卡爾本人只圖改變自己，而無濟世之想，但卻萬萬沒有料到會成為新世紀人類的智慧之旗，同時他以一己之善，教導人們熱愛真理而厭惡虛妄。至于王陽明，他以“致良知”為核心的學說本身便是一種為己之學，他希望每一個人內(nèi)心萬理燦然。知行合一，正是遵循良知行事。茍如此，則人人可為圣賢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