姜奇平
【eNet硅谷動力專稿】中關村病了！
儀科惠光事件，帶來了人們對中關村信譽危機的關注。信譽危機，只是這場“中關村病”的病癥。它的病因，既不是缺鈣，也不是缺鐵，而是缺“社會資本”。因為社會資本的核心，正是可以快速擴張“關系”的“信任”。
如果把互聯網說成是技術網絡，那么社會資本就相當于社會網絡。技術網絡發(fā)達了，社會網絡仍在初級階段水平。這就是當前的中關村問題。
以“新經濟時代的超常規(guī)發(fā)展模式”相標榜的儀科惠光，象巨人樣一夜之間轟然倒下。其時，正逢中國加入世貿搬開最后一道圍欄門。這是一個及時的預警：中國入世要當心“中關村病”——社會資本缺失癥。
“中關村病”診斷
儀科惠光采用低進高出的策略，在中關村高速擴張IT渠道，一度成為中關村的渠道英雄。然而它的發(fā)展，建立在賒銷基礎上，隨著經營規(guī)模的擴大，資金缺口也越來越大。結果只能拆東墻補西墻，“擊鼓傳花”式地靠新加盟的企業(yè)注入風險抵押金，在各個供貨商之間賒貨和清償。然而，只要有一個環(huán)節(jié)掉鏈子，就可以使儀科惠光之“墻”從最薄弱的那塊磚頭開始，發(fā)生多米諾骨牌式的連鎖反應，最終導致整個大廈的坍塌。這就是儀科惠光的故事。
病出在哪里？第一，關于“騙子”說。有人說儀科惠光是“騙子”，也有人說林曉志不是騙子。我認為，林曉志和儀科惠光是不是騙子，并不重要。9月18日《中國經營報》歸納中關村騙子兩大類型5小類型時，就有“騙子們?yōu)榱耸关浳镅杆僮儸F不惜高進低出”專門一類。從客觀效果看，與儀科惠光的行為并無太大差別；區(qū)別似乎僅在當事人的主觀動機。我的第一個看法是，中關村是否存在信譽問題，不取決于個人或公司主觀動機如何。主要不是一個道德問題，不會因為主角的道德品質如何而改變問題的性質。林曉志個人即使象史玉柱一樣通過二次創(chuàng)業(yè)挽回了個人信譽，也不等于說中關村的信譽問題可以由此種模式得到解決。第二，關于“時運”說，有人認為，儀科惠光垮臺，是因為“時運不濟”，他們的公式是：如果……，就不致于……。比如，如果不是中關村渠道普遍吃緊，如果不是某某公司以保全方式起訴，等等。我認為，儀科惠光成為王還是敗為寇并不重要。因為即使此一時，此一地矛盾暫時不發(fā)作，信譽問題仍然存在。儀科惠光就是僥幸上市又怎么樣，如果經營模式就是缺口模式，無非是把包袱甩給下家。因此我的第二個看法是，中關村是否存在信譽問題，不取決于個人或公司把握商業(yè)機會上一時的客觀效果好壞。第三，關于“特例說”。人們形成共識：儀科惠光的垮臺，偶然之中存在必然性，是渠道經營本身出了問題。但這件事，真的是渠道這個特例本身的問題嗎？我認為，中關村的信譽問題，這回是集中體現在渠道上，但問題本身卻不光是渠道的問題，而涉及更為普遍的問題。因此第三個看法是，信譽問題是整個中關村的問題，甚至是整個“中國特色”的問題。不抓住問題的要害，從理論上剖析清楚，從體制上解決問題，儀科惠光的“病”，就會成為中國企業(yè)加入世貿之后，普遍流行的傳染病。
“中關村病”的要害是社會資本缺失
社會資本，是國際社會與技術網絡配套提出的社會網絡理論。旨在解決全球化信息化條件下，社會體制變遷與技術革命變遷的配套問題。
社會資本理論的關鍵詞，是“關系”和“信任”。它的提出，是針對這樣的問題：技術網絡發(fā)展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，使關系價值高于節(jié)點價值。東方人的“關系”雖然也是一種“關系大于節(jié)點”類型的東西，但缺點在于，這種關系是自然血緣的，或私人的。它的社會化程度不足?；ヂ摼W要求的關系，是徹底社會化的關系，是“陌生人”之間的關系。而陌生人之間要發(fā)生關系，必須有“信任”作為保障。“信任”是以互聯網規(guī)模低成本擴張的社會潤滑劑，起到從根本上降低擴張成本的作用。因此，信用和品牌，將成為新經濟的核心生產要素。
許多人無法從林曉志的一些新經濟主張中，正確辯析出其與新經濟實質相悖的理論內核。《儀科惠光連鎖通訊》曾標榜“新經濟時代的超常規(guī)發(fā)展模式”。但從真正新經濟的立場看，這種模式并不到位，而且在其指導思想上存在重大片面之處。林曉志的許多主張，如低成本擴張、變產品品牌為服務品牌，引進風險投資等，與新經濟理論的關系，是“順”的；但是與新經濟理論的另一基石——社會資本，關系就完全是“逆”的。用社會資本理論一對照，林曉志就“顯形”了。
信譽是無形的。新經濟之前的理論，往往把信任當作道德因素。而社會資本理論的一個重大貢獻在于，把“信任”從道德要素，變?yōu)榻洕?。也就是說，“信任”可以象土地、資金那樣，直接參與生產和價值分配，當然，也是有成本的。道德要素與生產要素的區(qū)別在于，道德要素沒有會計成本可算，而生產要素有會計成本可算。正如9月6日首屆"中國信譽論壇"提出的：信譽不僅是道德規(guī)范，也是市場游戲規(guī)則。
林曉志主張低成本擴張，這個成本，只計了有形因素，而似乎把無形的信譽算成“沒有成本”了。可按照社會資本理論，信譽不僅有會計成本，而且成本還是相當高的。如果把信譽成本計入林曉志的模式，林曉志的低成本擴張，就變成了高成本擴張。這就不是新經濟模式了。
“中關村病”有多少人得
過去我們說“中關村問題”，強調的是中關村缺乏技術，缺乏風險投資。與此作為與硅谷相比的弱點?！爸嘘P村病”說明我們還有另一類弱點，這就是社會資本的缺乏。如果說我們發(fā)展了半天經濟，整體還缺一種最核心生產要素。這個問題就可能很嚴重。
事實正是如此，我認為，在各種生產要素中，中關村固然缺乏技術和風險投資，但最缺乏的，還是社會資本。社會資本缺失，是中關村企業(yè)帶共性的毛病。
安娜李.薩克森尼安在《硅谷的新移民創(chuàng)業(yè)者》曾詳細描述了硅谷如何從華人和印度人的社會資本中得益。其中，引用Shekar一段話說：“印度人的網絡關系很成功，……與印度企業(yè)家協會的成員有關系就會為你贏利信用……比如說，如果惠普公司想跟你做生意，他們就會看到你是一個可靠的生意伙伴。這一點非常重要?！迸c此形成對照，中關村企業(yè)往往不珍惜信任這種社會資本。在儀科惠光公司印制的一份宣傳畫冊上，可以看到中國惠普有限公司信息產品事業(yè)部總經理稱其為在中國的取得了信任的重要合作伙伴。經過儀科惠光事件，想必現在惠普公司這樣的公司真不知該找誰來做生意了。我認為，缺乏社會資本，正是中關村與硅谷的最主要的區(qū)別。中關村的關系，更多是私人關系；硅谷建立的是則是公共關系；中關村不講信用，硅谷講信用。因此，硅谷更適合低成本擴張；而中關村不利于低成本擴張。
事實不僅如此，“中關村病”也是中國企業(yè)的通病。如何治好社會資本缺失癥，將是中國企業(yè)面對入世的最大挑戰(zhàn)。我贊成毛壽龍先生的看法：“大量外國公司的進入，為中國帶來了寶貴的遵守法律的社會資本。這些公司習慣于在法治社會做生意，它們有深厚的法治經營社會資本，將打破中國市場經濟中難以自拔的不守法者總能得利、守法者首先遭到懲罰的囚徒困境，為中國法治建設帶來新的活力。”我們的企業(yè)，口頭上也講信用，但更多還是在道德的意義上講信用。真正的經濟意義上的信用，是必須用制度來保障的。沒有制度保障的信用，不可能成為經濟意義上的信用。據說美國專門有一個叫國家信用局的機構，一旦某企業(yè)或個人有違背信用的案例，達到一定程度，就有可能被列入"黑名單"。我國現在也正在開始重視這個問題，國家經貿委今后將把培育信用中介市場作為工作重點，逐步建立健全信用記錄及公布制度。
中關村科技園區(qū)管委會官員說："在中關村建立信用體系，不管多難，我們都要起步"但愿這是一個轉折點。
